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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全國爆發反蘇大游行 迫使蘇軍撤離東北

蘇軍拆卸東北工廠設備(資料圖)

蘇軍拆卸東北工廠設備(資料圖)

 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后,迅速進入我國東北擊敗日本關東軍,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。但隨后,蘇聯為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爭霸,以延遲撤軍來脅逼國民政府答應其在東北的政治企圖,致使東北長達半年仍未為被中國接收。

  與此同時,駐東北蘇軍又屢屢出現一些違紀行為,不但嚴重損害了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,還使中國民眾,尤其是東北人民對蘇聯的感激之情逐漸被沖淡,并轉為仇怨,紛紛盼望中國政府盡快接收政權,整頓治安。

  1946年2月20日,東北興安省府主席吳煥章接收興安省(中華民國在抗戰勝利后設的東九省的其中一省,簡稱興)受阻,被迫折返北平。消息傳來后,民眾激憤不已,雖然國民黨“黨團事先并無主動”,但“激于愛國熱誠之中立分子所發起”,重慶大學等14所大學的學生代表,除“中大以學生意見不一致,未參加罷課”外,其余的都決定“自20日起一律罷課,并定于22日結隊入市區游行示威”。得此消息,對政府不滿的國民黨右派大喜過望,認為這是“打擊中共”的好機會,并乘機挑唆。

  此時,中共對蘇聯在東北的所作所為也深感不滿,從國家主權利益和民族大義出發,希望“蘇聯軍隊愈早退出東北愈妙”。可面對即將爆發的中國民眾反蘇運動,蘇聯卻不以為然,除對中國政府“表示抗議”外,還再次聲明:日本的“東北工業應屬蘇軍戰利品,某些工礦事業要中蘇合資經營,并關切美軍何時離華”,稍后又宣布把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并入蘇聯版圖,而對自己何時撤軍則閉口不談,大有把東北也收入囊中之意。蘇聯的種種做法猶如火上澆油,令本已不滿的中國民眾更加憤怒不已。

  1946年2月22日,來自重慶20多所學校的兩萬多名學生、教職員工舉行游行,沿途散發《告全國同胞書》《致蘇聯抗議書》等,“路側民眾,皆以熱烈掌聲,并隨呼口號,且有燃放鞭炮”。與此同時,傅斯年等20位文化界人士也借機發表《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》,要求國民政府“不得再有任何喪失國家主權及利益的行為”,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。

  但在當天重慶的游行中,由于國民政府對中蘇交涉的事宜一直秘而不宣,加上國民黨右派乘機造謠生事,揚言張莘夫等人乃“非法部隊”所殺(注:1946年1月,中國地礦專家張莘夫等人在東北同蘇軍洽談煤礦接收時,被不明身份的人殺害),將矛頭指向中共。加上國民政府沒有落實保衛工作,結果在“學生行列過后約20分鐘”,國民黨右派乘機指使暴徒搗毀重慶《新華日報》營業部和民主報社,并毆傷在場的工作人員。聞訊匆忙趕來增援的警察也在多人被打傷后,才制服暴徒,平息暴亂。

  2月24日,反蘇運動蔓延至全國各地。當天,重慶的“漁農工商及律師、會計師、醫師、教育、婦女等團體”,組織“陪都各界愛國護權聯合籌備會”,“通電全國各地民眾響應”,要求蘇軍盡快撤走。之后,上海各民眾團體成立了“各界維護東北主權委員會”,“舉行十萬群眾示威游行”。其他如北平、武漢、太原、南昌、貴陽等地都舉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,甚至連臺灣也舉行了“抗議蘇聯破壞中蘇友好同盟”的示威游行。

  國民黨高層對民眾的運動是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,他們擔心因此惹怒蘇聯,令蘇聯轉向支持中共,危及自己的政權。游行發生后,蔣經國批評“國民黨一部分人在重慶大搞反蘇宣傳是愚蠢的”;于2月24日“回渝主持大局”的蔣介石也“對日前學生大游行,極不謂然”,次日還勸導學生“切不可輕聽外間無根據之傳聞,而有激昂過分之言動”,“要信任政府”。

  中共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全國性反蘇運動,除一再譴責暴徒的暴行外,也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上表示:“我們與重慶學生一樣關切中蘇談判與東北的現狀和前途,我們確認,只有確保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”,“才是中國與遠東之福”;并肯定了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:“從學生方面來說,大多數是純潔的……是為直接的愛國心所驅使”;同時針對國民黨右派的造謠中傷,指示黨內宣傳機構展開反擊,重點打擊“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反動派與特務機關”。

  此外,中國民眾運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。首先,美國各報刊紛紛報道“東方各隅游行示威,贊中國全國的學生運動”,并批評美國政府的態度“過于緘默曖昧”,認為“東北應立即歸還中國”。在輿論的壓力下,美國政府感到駐東北蘇軍威脅到自己的遠東利益,態度轉趨強硬,杜魯門表示要在“中國問題上采取強硬的立場,不然的話,俄國將在遠東取日本而代之”。之后,英國的媒體也跟著抨擊蘇聯拆運東北機械的行為“令人憤慨不平”;甚至連日本輿論亦深有感觸地說:“中國不容任何國家之侵略……深信中國日后必將收復被各國非法割奪之土地之主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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